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1月. 1版1次

引言

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P2）

中国的“士”与西方的“知识分子”相似，但不等同
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传统的“士”
对中国“士”阶层的研究能说明中西文化的异质之所在（P3）
中国“士”的传统源远流长，西方的“知识分子"在传承上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谱系（P6）

西方学人认定“知识分子”出现在近代，不早于十八世纪，与希腊的哲学家、基督教的教士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P5）虽然在思想上有渊源，但最直接的根据是“俗世化”的历史发展（P6）
古希腊哲学家可以说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原型，但在精神上和启蒙运动以来的知识分子不同。（P3）希腊哲学家关注的是“静观的人生”，西方近代知识分子关注的是“行动的人生”，他们不是一脉相承的关系。（P4）
他的继承者是西方的宗教人士。（P5）

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康德）

就文化和社会的使命感而言，基督教的教士具有“知识分子”性格的一面，但也认为知识必须从属于信仰，理性必须匍匐于上帝，与“知识分子”的精神背道而驰，所以也不是“知识分子”。（P5）
他的继承者是西方近代的科学家和西方现代学院派的哲学家，尤其是分析哲学家。（P5）
中国也有“超越世界”和“现实世界”，但彼此不是完全隔绝的，不同于西方的二分思维。（P5）
孔子
理性，但不同于希腊哲学家；负有宗教性的使命感，但不同于基督教教士。（P6）
中国的** “社会良心”**落在“士”阶层
背景：儒教始终为主体，佛道在“济世”方面退居其次（P7）
“士”随着中国史各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世。
“士”的“超越性”不是绝对而永恒的，只是人的其中一个阶段
反对社会属性决定论，反对“士或士大夫是学者-地主-官僚”三位一体的观点。
本书观点是把“士”看成相对的“未定项”，可以超越阶级。（P8）

一、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

（一）至（六）主要讲知识界的领袖人物，是士阶层流品较高的分子（P46）

（一）近代有关“士”的起源诸说

1.士，事也。（P4）→泛指各种掌事的中下层官吏（P6）
2.士，指农夫（吴承仕、杨树达 P5）
3.士，指武士。春秋战国以后转为文士。（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 P6）

（二）“封建”秩序的解体和士阶层的兴起

士为低级之贵族（顾颉刚）

贵族下降为士庶，庶人上升导致春秋末叶士庶界限模糊。（P11）

农民之秀出者可以为士（余英时）

贵族下降为士，庶民上升为士，士阶层扩大
“学而优”是“仕”的主观条件，有道、无道是“仕”的客观形势。（P15)

（三）士的文化渊源

指出顾颉刚观点的自相矛盾——儒侠对立。（P16）
春秋是古代贵族文化的最后也是最高阶段（P18）
文士并不是从武士蜕化而来，他们自有其礼乐诗书的文化渊源（P19）

（四）“哲学的突破”

士阶层的发展将始于孔、墨学派的建立，而终于秦代的统一。

从现代社会学的观点看，“道术为天下裂”的过程正是古代文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关键，即所谓“哲学的突破”——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体现在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P20）
儒墨虽一度并号“显学”，但由于墨家否定礼乐的激烈态度与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传统最为格格不入，所以被摈于“异端”之列，儒学取得“正统”地位。（P24）

（五）“士志于道”——兼论“道”的中国特征

先秦诸学派思想不同，但以道自任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道尊于势（孟子 P26）
现代社会学家认为知识阶层有“思想上的坚守”，与孔孟看重的“恒心”契合。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梁惠王》上）

先秦之士持“道”与统治者的“势”相抗，以取得一种师友而非君臣的关系。（P44）
荀子依然守住了儒家传统（P28）
荀子把士分为“仰禄之士”和“正身之士”，又分士、君子、圣人。在对知识分子的分类系统中，士是最低的一级。（P29）
墨子
1.尚同。认为“道”“势”合一；“壹同天下之义”的天子不出现，就把“道”肩负在自己身上。
2.尚贤。也就是尚士。（P30）

由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突破”是以“王官之学”为其背景，而且“突破”的方式又复及其温和，因此诸家论“道”都强调其历史性，即与以往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P32）

（六）君主礼贤下的“不治而议论”

魏文侯、鲁缪公养贤
子思与鲁缪公“师友之争”（P37）子思之后，士阶层愈加不肯与政治权威妥协，如陈仲（P38）
稷下学宫是先秦士阶层发展的最高点，更是养贤之风的制度化，其意义重大无与伦比。（P39）是魏文侯、鲁缪公的办法的形式化、制度化。（P43）
世主不能屈贤士为“臣”，又不能和他们永远维持一种无形式而不确定的“师友”关系，于是创设了稷下先生之制——“游稷下者称学士，其前辈趁先生”。
稷下先生不在官僚体制之内，可见当时的士已发展了群体的自觉，而道尊于势的观点已相当普遍。（P39）
“议论”指批评。一方面士已经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社会集团，另一方面此集团本身又发生了学派的分裂。抨击其它学派称为“横议”（P40）
秦国所用的三晋客卿都是纵横法术之士，对学术思想没有真正的兴趣，所以这些谋士都没有好下场，与齐宣王对孟子的态度对比强烈。秦昭王踌躇满志时不把“辩士”放在眼里。
大体而言，自稷下衰微到秦代统一，国君养贤的风气已成过去，养贤的事业转到卿相手中，比如吕不韦和平原君。（P42）
博士制度（稷下学宫的新发展）
不同：稷下先生曰列大夫，不是官吏，是自由的知识分子；秦汉博士是太常的属官，六百石，是官师合一的复古，是“以吏为师”的制度化。（P44）
“通古今”的博士“以古非今”，导致秦皇“焚书”。然而秦汉以下还有“议”，最出名的是东汉清谈，是太学生作为“处士”的“横议”。（P46）

（七）私门养客与游士的结局

散布在社会下层的知识分子，通常是“食客”，人数动辄上千，是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对象。（P46）
舍人制度（孟尝君与冯驩、平原君与毛遂）
食客群体也有流品的分化，舍分三等——下客、少客、上客。（P47）
立功可以升舍。
产生原因：战国末年“士”的数量剧增，出现很多学识很低的“边缘知识分子”，人事管理问题需要得到解决。
食客多是为了做官而成为食客；
无论是没落的贵族还是上浮的庶民，都因为贫困而堕落，已不能以“道”自任自重。（P49）
聚集的游士是一股很大的政治力量（P50）所以秦廷十分忌惮私门舍人（P51）
汉高祖刘邦分封刘氏子弟，封建王侯的制度部分复活，至武帝“推恩诏”削藩以前，诸王国招致游士扩张势力，游士的活跃差不多恢复至战国水平。
秦的统一已经终结了古代的游士时代，汉初只是游士的回光返照。毕竟社会史不像政治史一般断代分明。（P51）

秦汉之后，知识阶层发生了最基本的变化——从战国的无根“游士”转变为具有深厚社会经济基础的“士大夫”。
主要特点：
1.“士族化”，士与宗族紧密结合；
2.“地主化”（“恒产化”），士与田产紧密结合

相比之下，战国的士基本没有不游的，他们轻去其乡甚至宗国观念淡薄，缺少田产和宗族的双重羁绊。（e.g.苏秦、主父偃 P52）

游士是“自由流动的资源”，是一股离心的力量，与“法律与秩序”对立，被统治阶级所不能忍。但是如果“自由流动资源”过于贫乏，传统势力（主要是贵族）势力大增，帝国系统就会失灵，所以帝国统治者需要调节两股力量，把他们都纳入政治结构和组织中。于是，秦汉以后游士时代终结。（P54）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更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