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不无遗憾地表示，《狼图腾》依靠草原富有魅力的故事打动了读者的心灵，可是它又用后面的“理性探掘”将读者开启的心灵生生闭合。在这个一开一合中，打动读者的是草原，伤害读者的是“狼性”和“狼性论”。当我们站在“人性”的灯塔之巅回望历史，纵观世界时，常常会涌起不禁的战栗；人类历史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狼性肆虐的季候还是非常多的。那些战争，那些种族之间的屠杀，那些贪婪的扩张与掠夺，那些欲望驱使下的争斗，那些人与人之间最深重的伤害等等，无不叫人胆颤心颤。
《狼图腾》表现出的对于中国儒家思想的憎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书中的观点认为，中国儒家正统思想和史家文化里有一个最可恶的东西，就是全盘抹杀游牧民族对于中华民族和文明救命性的输血贡献。输血论的双重含义归根结底就是游牧民族强大论，强大到农耕民族必须通过游牧民族的输血来苟活延续；而这种能够给农耕民族输血使得其生存的事例就是游牧民族强大论的直接体现。
换言之，《狼图腾》的批判在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终于回到对人性的批判中来，激烈批判儒家思想的原因就是儒家性善论的观点彻底违背了“狼性”和“贪婪”的本质，是狼性说铺张的大障碍，不拔掉儒家思想的剑齿，狼性思想也就无法理顺思路。
然而，不容忽略的事实是，人既不是狼，也不是羊。每个人的人格都应该受到尊重，每个人的基本权力都应该受到保护。如果说，“人道主义”意味着对人类的热爱，意味着让人类社会变成一个和谐社会，那么，“丛林原则”就意味着对生命和世界的冷漠，意味着使一个社会充满威胁，恐惧和仇恨。而《狼图腾》所宣扬的简单而极端的价值观和生存哲学，实实在在就是一种“丛林原则”。
这部小说虽然迎合了这个功利时代的价值观，为人们满足攫取金钱和权力的欲望提供了精神支持，为人们释放自己的原始冲动提供了一种道德依据，但是并不能成为中华民族性格改造和实现复兴的可靠的信仰资源，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反人性，反人类，反文明的道德，除了制造巨大的混乱，除了让人们陷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生存恐惧之中，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积极的美好的东西。”
更何况，我们这个时代已经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一个严峻的事实是，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一个固有秩序解体，固有规范失效的变构过程，正处于马修·阿诺德所说的那种乱象纷呈的“无秩序”状态。几乎一夜之间，过去的那种僵硬的价值体系，就在劫难逃般暴露出了虚假而脆弱的本质。“主义”承受着“经济”的撕裂，“理想”面临着“现实”的颠覆。“市场原则”成了许多人奉行的最高原则。权力拜物教收编了金钱拜物教，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追求权力和金钱的功利目的高于一切，因此，人们只追求一种可以用数字来衡量的成功，即一种实质上是外在而次要的成功。总之，价值和信仰出现真空状态，人文精神呈现危急情势，我们陷入了一种令人慌乱和焦虑的境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竖起了“欲望的旗帜”，供起了“身体”的神龛，大踏步地完成了一次文化上的“撤退”。
显然，转型期的中国文化很明显的存在了这样一种消极倾向，那就是认同并选择一种“原始化”的生活态度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策略。在文学和影视领域，反启蒙、反文明的事象在在皆有，屡见不鲜。弗洛姆早就无奈地说过，虽然我们已经进入原子时代，但我们的情感和精神却进化得很慢，仍然停留在旧石器时代。我们固然不能说他的判断揭示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我们的确发现，在我们自己的时代，“科学”进步与“人文”滞后的尖锐对峙，“物质”发达与“精神”贫困的紧张分裂，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忧虑的事实。我们的确发现，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最能表现人类的内心生活的丰富、高贵与教养的文学，正大面积地堕落成一种粗俗而任性的话语狂欢。
向下的滑落和向后的还原，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写作中存在的普遍的情形。如果说，《废都》的精神底色是由过度自恋导致的阴暗和颓废，《檀香刑》的情感本质是由童年的伤害记忆造成的残忍和冷漠，《兄弟》的内在样相是由浅薄引致的粗俗和虚假，《秦腔》的本真状况是由“恋污癖”生发的芜杂和无聊，那么，《狼图腾》的文化实质则是纯粹动物性的凶暴和野蛮。虽然表面上看，《狼图腾》似乎以一种实证的方式，科学地揭示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学定律，其实，这部书的作者随意的附会式叙述所阐释的，无非是那个流行了几十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这种以“斗”为“乐”的“哲学”，乃是“动物农场”的生活方式。它给绝大多数人带来的是恐怖和灾难，只有极少数人因为折磨别人而觉得“其乐无穷”。《狼图腾》的作者似乎没有摆脱“斗争哲学”曾经带来的眩幻体验，似乎乐于沉湎在那种狞厉、恐怖的生存状态里，否则，我们实在没法理解他为何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却不能“与时俱进”，还要抱住那种破烂而且早已破产的动物主义的“斗争哲学”不放。
当然，《狼图腾》的作者别有说辞。他认为，《狼图腾》之所以畅销，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题材的新奇”，是因为“我们的血液里确实有着曾经的狼性的基因，有着自由的冲动和刚性的向往。这些东西被雌化的社会现实深深掩埋，《狼图腾》试图将这些人类美好的情感呼唤出来，激发出来，所以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共鸣，而市场也因此产生。
可是，“狼性的基因”与“自由的冲动和刚性的向往”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前者是没有价值指向的、野蛮的，而后者则是有着丰富的道德内容和明确的价值指向的。人是懂得感恩的，因此，把知恩图报当做一种道德原则，但中山狼却不认为吃掉东郭先生有什么不对，因为，它只有单一的需求，根本没有什么“美好的情感”。
还有人诡称，《狼图腾》的刚性的生存理念，有助于救正中华民族的业已“雌化”的性格。这更属无稽之谈，愚妄之见。中国人现在固然缺乏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赞许的“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的精神气质和内在活力，但是，似乎更缺乏爱的能力和表达爱的激情，——我们的心已被“斗争哲学”异化得粗糙而冰冷。所以，我们应从“刚性”和“柔性”两方面同时着手，才有望完整地培养国民性格；应从“体质”和“心灵”两方面均衡用力，才有望全面提高国人的精神素质。正因为这样，二十世纪初的蔡元培才将“文明其灵魂”与“野蛮其体魄”，同称并举。也正因为这样，陈独秀才在发表于1915年10月的《今日之教育方针》中，强调“教育方针”的意义和重要性，喻之为“如矢之的，如舟之舵”。在他看来，教育的目标，就是帮助学生“了解人生之真相”、“了解国家之意义”、“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为此，他定出了四条“教育方针”，即四个主义：现实主义、唯民主义、职业主义和兽性主义。
然而，令人忧虑的是，《狼图腾》所宣达的野蛮的“丛林原则”，在一个价值真空的时代，正迅速成为一种危险的替代品，成为许多人乐意信奉的价值观和生活理念。姚明高举《狼图腾》，发誓要以狼的精神，带领中国篮球队斩将搴旗，——这尚可理解，因为体育竞技的确包含着“斗争性”。在电视剧《沙场点兵》里，为了“活学活用”、激励斗志，给每个人发了一本《狼图腾》，——这也算正常，因为，兵者诡道也，成为“虎狼之师”，也许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以狼为师，这就近乎“率兽食人”的文化犯罪，断然是误人子弟的荒谬行为。
本来，我们面对的是由“拔根”而再“扎根”的巨大考验。我们只有付出认真而切实的努力，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修复和重建。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更加疯狂的文化“毁林”行为，甚至那些应该是护林员的“批评家”，也与世偃仰，与狼共舞。他们用明显夸饰过度的语言，将《狼图腾》吹到天上，有的说它是“旷世奇书”，有人说它是“精神盛宴”，有人则未雨绸缪地替它辩护，要求人们“不宜用常规去要求”，有人则说它“刚健、苍凉、硬朗的语句，逼真感和原生感……凸显一种罕见的狞厉之美”。
我们的文化精神中缺乏人类最重要的心灵资源,缺乏内心真正服膺的道德理想和精神信仰。当然,事物本身是复杂的,我们不能因作家的观念而忽视作品的艺术成就。可是，正是由于缺少更高的光亮和声音,使得当代中国文学非常短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人物之口说过,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人,什么都可以做。就是说,如果人的心里没有永恒的信仰和准则,必然会为所欲为。灵魂信仰的问题是人类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我们的很多作家并不具备这样的资源。于是,急于解救现代人精神困境的作家,有时候就不得不用心造的幻影如“狼崇拜”之类来充当替代品了。
时代车轮的滚滚碾进，人心的功利化与世俗化的膨胀，狼图腾精神找到了最好的滋生温床，而《狼图腾》的问世，使得无数为生存压力而困惑的人们犹如见到了黑暗中的曙光，重新找到了生存的信念和动力，用此来解释这本书的短暂性狂热，想必也不足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