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兴趣和爱好，这也是人生的快乐所在。当一个人对一切都失去了好奇和乐趣，要么已行将就木，要么将惊天动地。生命已走到尽头，做什么都毫无意义了，要考虑的不是寻找乐趣，而是要寻求面对死亡的勇气。将一切爱好兴趣掩藏或者断绝，是立志于做大事成大功。比如说谋反，比如说刺杀。
一个人的兴趣喜好，就是一个人的软肋和弱点，再英明神武的人都有兴趣喜好，也就有了可供攻击的切入点。困于所溺，祸患便至。当唐玄宗爱上了杨贵妃，江山社稷就危如累卵了。本来作为皇帝，哪个不是三宫六院，妃嫔成群，喜欢上一个杨玉环，本算不了什么。况且唐玄宗是个中兴之主，很有作为。英雄爱美人，情理之中。关键是：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唐玄宗只是一味沉迷于杨贵妃曼妙的歌舞，惊人的美色，乐不思蜀。
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描述：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知道唐玄宗深宠杨贵妃，沉迷于声色，安禄山投其所好，不断贡献奇珍异宝，认唐玄宗和杨贵妃为干爹干妈，极尽献媚讨好之能事，暗中却在扩张兵马，集聚势力，图谋兵变。唐玄宗醉心于温柔乡，沉溺于声色玩好，结果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国家差点毁灭，美人也香消玉殒。
相比唐玄宗，明熹宗在治国理政方面实在是智力平庸，不仅缺乏政治能力，疏于国事政事，还沉溺于所好，对木匠活有着浓厚的兴趣，整天与斧子、锯子、刨子打交道，只知道制作木器，设计建造宫殿，将国家大事抛在脑后不顾。明熹宗不仅贪玩，而且还玩得很有“水平”，他自幼便有木匠天份，创意无限，技巧娴熟，一般的工匠只能望尘莫及。凡是他所看过的木器用具、亭台楼榭，都能设计制作出来。凡刀锯斧凿、丹青揉漆之类的木匠活，他都亲自操作，乐此不疲，甚至废寝忘食。他手造的漆器、床、梳匣等，均装饰五彩，精巧绝伦，出人意表。史载其“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性又急躁，有所为，朝起夕即期成。成而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改毁，唯快一时之意。”
熹宗还派内监将他的作品拿到市面上去出售，市人都以重价购买，他更加高兴，往往干到半夜也不休息。太监魏忠贤深知其禀性，总是乘他木工做得全神贯注时，拿重要的奏章去请他批阅，熹宗很不耐凡：“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魏忠贤遂逐渐专权，诬陷忠良，致使朝政败坏。同时，女真人努尔哈赤则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乘机攻占辽沈，声势日隆。
后来接任他的崇祯皇帝，虽力图有所作为，擒杀魏忠贤，镇压农民起义，防范满族入侵，但大明江山在熹宗的沉迷、魏忠贤的专权下已风雨飘摇，崇祯再努力也无济于事。
唐玄宗沉迷声色还可理解，明熹宗沉迷木工建筑却罕有所闻，可惜他是皇帝，不然真可能成为一代大匠。只是不要江山，却要做木匠，真的令人费解。
历史上因为迷于所好，破国灭家者比比皆是，远不止唐玄宗和明熹宗。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勖最为典型。在中国战争史上，李存勖算得上一员名将。一千多年后的毛泽东称赞其“生子当如李亚子”，他的死敌后梁太祖朱温也对其称赞有加：“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然而，李存勖用了十几年平定的天下，仅仅用了三年便毁灭了，还招致杀身大祸，原因便是，沉溺所好。
后梁开平二年，晋王李克用去世。去世前，他将三枝箭赐给儿子李存勖，并且嘱咐说：“梁朝是我的仇家。而燕王是我扶植起来的，契丹也曾和我相约拜为兄弟，但他们都背叛了我们而归顺了梁朝。这三者，是我心中恨事！现在给你三枝箭，你千万不要忘记你父亲未了的心愿！”李存勖将这三枝箭供奉在宗庙里。每次出兵作战，就派部下去宗庙向晋王祷告，并请出那些箭，放在锦囊里，让人背负着它，走在队伍的前面。等到凯旋归来后，再把它放还宗庙。
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梁末帝初年，李存勖打破幽州，擒获燕王刘仁恭与其子刘守光。龙德四年四月，李存勖在魏博加冕称帝，为标榜忠孝，以示正统来收拢人心，他建国号为大唐，改元同光，定都洛阳。同年十月，他挥师攻克开封，消灭了梁政权。李存勖用绳子捆绑起燕王父子，用匣子盛着梁朝君臣的头颅，送进宗庙，把箭还给先王，“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
强敌都扫平后，李存勖以为“仇雔已灭，天下已定”，开始松懈，得意忘形，释放压抑已久的欲望，顺着自己的意愿做风流天子。他迷上了唱曲演戏，千般宠爱和放纵伶官，让他们干预政治，左右庙堂。李存勖不理朝政，面涂粉墨，穿上戏装，登台表演，并自取艺名为“李天下”。由于宦官、伶人当权，功臣宿将们横遭猜忌，接连被杀。将士们心怀怨恨，造反者日益增多，最后庄宗众叛亲离，死于乱军之中，后唐灭亡。“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欧阳修以此感叹：“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一个普通人有些兴趣爱好是件好事，执着追求会令人敬佩。但作为一国之君，就不能轻易好恶，像梁帝喜欢佛教，李煜喜欢诗词，宋徽宗喜欢书画，本无可厚非，如果是普通人，定会因为成就非凡而美名远扬，但他们的身份特殊，对趣好沉迷太深，便要影响家国天下，还要担负误国误民的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