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那个时代的突破者

“他不是弄潮儿，他是开山鼻祖啊。”

这本是李劼人当年评价鲁迅时所说的话，然而现在看来，他以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上的意义，用这句话来形容亦恰当不过。虽然他的一系列短篇小说都取材于现实，并且富于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但是奠定他在文学界地位的“大河小说三部曲”却都是以历史为题材。可以说，他就是中国新文学历史小说的“开山鼻祖”。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段，中国的大多数作家们都纷纷为自己的作品贴上政治标签，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很明显已经脱离了社会的“主旋律”，这可能与李劼人本人的索群独离有关系。李劼人出生成长于四川成都，早年在法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居于巴山蜀水之中。他既不是作家群中的京派，又不是海派；既非“左联”成员，又非延安派，也不是共产党员。他只是一位坚守在故乡土地上默默耕耘的成都乡土作家，这可能也是他在中国现代文学上拥有特殊地位的原因之一。

但是，李劼人何以被称为中国新文学历史小说的开山鼻祖呢？我们知道中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向来不少，但是自明清以来的历史小说都难逃《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部不朽之作的影响。一种是前者的讲史性英雄传奇，另一种则是后者的历史演义。然而李劼人却率先完成了对中国历史小说传统模式的根本性突破，这种突破为后来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开启了全新的风貌。也正是这一点，确定了李劼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不仅如此，以“大河小说三部曲”为例，李劼人在突破“历史小说”传统模式的同时，其实也已突破了“历史小说”这一笼统概念的藩篱，探索出了一种全新的小说类型。我将围绕这两方面浅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简单谈谈李劼人在历史题材小说的传统形式方面的突破。

模式是一个作家自由与局限的象征，对历史小说的创作者而言尤为明显。在历史小说方面，传、志、演义等这样的模式影响了后人很久，然而这种影响从一开始的积极延伸至二十世纪初时，早已成为对作家的一种局限。上升至历史观的角度来看之前提过的以显赫历史认为为中心的讲史性英雄传奇，与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纲的历史演义这两种模式，不难发现这二者把握历史规律的出发点与表现方式是一致的。简单地说，即此二者均是从与军事、政治、外交或者宫廷争斗以及与之有关系的社会上层人物（包括群众领袖，比如宋江）的活动等，来表现历史事件并且阐释其中奥秘的。而这也正是因为受到了“英雄史观”等这种封建时代的历史哲学的影响。以这种封建的历史观为基础写就的历史小说，在历史材料的选择与整理、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制约，难以适应近现代中国文学的需求。李劼人则率先完成了对传统模式的突破：从语言形式上看，他摆脱了文言形式、半文半白形式或者是旧语体文，发展出了现代白话文；从体裁格式上看，他打破了惯用的章回体，用生动形象的单句或者是富有寓意的单词代替了对偶呆板的章回；从写作手法上看，以“大河小说三部曲”为例，李劼人完全抛弃了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的模式而另辟蹊径，将世情小说与历史小说相融合，第一次在中国的历史小说中运用西方文学的优秀传统，富有创造性地选择了既拥有普通人的身份，同时又能代表某一类重要历史力量或社会历史意义的角色作为主角，让其笔下的历史小说具有了现实主义小说的真实性与典型性，富于生活气息。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说，李劼人为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不可抹杀的卓越贡献。

传统历史小说明显的缺陷即在于其对历史生活表现的狭隘性，普通的群众百姓的生活状态和历史情绪以及特定历史时期的世态人情、风俗习惯很难被融入到历史小说之中，至多也只是作为上层或英雄豪杰的消极陪衬而存在。传统模式下的历史小说表现出的艺术世界往往容量有限、层次简单，与历史本体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相去甚远。就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为例，在描绘一场场波澜壮阔的重大历史事件与塑造一个个英雄形象时，我们无法了解到那个年代群众生活的风貌与特色，也无法了解到一个个英雄人物的家庭生活。李劼人开创了一种适应于新的历史观念的新模式，从而将历史生活描写的整体性与广阔性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他通过各种社会力量的冲突与平凡人的命运来把握历史，有意识地将历史与世情相统一，将社会上层的变化与个人命运相统一，从而描绘出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这种创作形式显然是受到了司各特与巴尔扎克等为代表的欧洲经典文学家的影响，将个人命运同社会命运相结合。虽然表面看上去不如水浒、三国那样精彩，但是实际上在表现历史波澜涌动方面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跳脱出了显赫历史人物的束缚，将描摹对象扩大到了更为广阔的阶层范围与更为丰富的生活领域之中。就比如《死水微澜》中的罗歪嘴与顾天成，二者均为小人物，可是却代表了袍哥与教会两大势力，更是代表了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势力。通过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众多社会阶层以及四川传统的社会风貌的描写，将一幅富有地方特色的历史风俗画卷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李劼人的历史小说就好像一面多棱镜，透过他的作品，我们既能看到上层的历史动向与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投影，也能读出中下层的生存状态与特定的世态人情，可见其高明之处。

让历史的宏大雄伟与世情的细腻丰富相结合，使李劼人的作品较之于之前的历史题材作品能够挖掘到更深的深度。同之前所说的一样，因为受到封建时期英雄史观的影响，历史小说作品总是将历史的演变归结到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偶然巧合上（即夸大英雄人物个人力量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悬浮于社会底层之上，与人民群众完全脱节。但是李劼人则从平凡人的角度描绘出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从《死水微澜》到《大波》，李劼人将四川辛亥革命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并将这场宏大的历史事件归结为社会各个阶级共同发展出的必然结果。通过展示各个阶层的心理活动、发展状态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揭示了这场表面上有着各种偶然性的革命的爆发之下的历史必然性。正如李劼人自己所说：“革命不是突然而来的，它有历史的渊源，历史上积累了很多因素，积之既久才结这个大瓜”。李劼人采用唯物史观，并将自己的小说立足于社会阶级矛盾的高度来阐释历史运动的本质，将中国历史题材文学所体现的深度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层次。

不仅如此，李劼人的历史小说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因为他可以说是中国首位用写实主义的手法来创作历史小说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契·久尔治认为，历史小说不仅要在环境描写方面注意历史的氛围，更重要的是“对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作艺术上的忠实描写”，要保证作品中的历史的可靠性。即历史小说等于文学表现手法加历史事实。李劼人曾说：“小说虽然不是历史，但我反映的是社会现实，不能有一点曲笔。”“必须尽力写出那个时代的全貌，别人也才能由你的笔，了解到当时历史的真实。”可见他也的确认为，历史小说中对历史事件与确实存在的历史人物的描写，必须要忠于史实，以史料作为依据。我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曹聚仁先生曾这样说：“《三国演义》那样，看起来是历史，其实是小说。而《战争与和平》、《大波》那样，看起来是小说，其实是历史。《三国演义》的真实性很低，《大波》的真实性很高。”想要写好历史小说是非常困难的，像吴研人这样的小说家就曾经想在小说中正确地表现历史，但最终还是没能达到目的。吴研人本人也承认：作小说难，作历史小说尤难，作历史小说不失历史之真相尤难。由此，李劼人在历史小说创作方面的造诣可见一斑。李劼人在《大波第三部后书》中说：“首先要储备资料，储备丰富的资料；其次研讨、探究、分析、综合。”他在创作历史小说时，可以说是用历史学家的严谨态度来对待每一件重大历史事件的。为了创作小说《大波》，李劼人对四川乃至全国在辛亥革命期间所有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非常严谨的考证工作。举个例子，张秀熟曾经检验《大波》的真实可靠性，发现小说中端方被镇压的时间，与省政府组织人员调查了几十天得出的日期是一致的。毫不夸张地说，李劼人可以为了小说中的一句话去翻阅二十万字以上的文献资料，以确保小说在史实方面的准确性，以至于史学界都公认《大波》中的材料是可以作为史料证引的。

现在来说李劼人对小说形式的突破。之前说过，除了在传统模式上的突破，李劼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突破了“历史小说”这一类型的局限，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小说形式。一方面，他的历史小说具有明显的写实主义色彩，但是另一方面，李劼人的小说还有着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虽然文学评论上对他的作品是褒贬不一的，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他在文学探索方面同样也做出了艰辛的努力。李劼人受西方经典文学的影响比较深，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加上他自身的性格特点，让他敢于借鉴并尝试西方的现代艺术表现手法。

从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他的创作模式，不难发现，其作品编年体的方式、人物反复出现的手法、具体事件严密精确，几部作品相互独立分别描绘几个历史阶段，但是相互连接又是完整的，等等都像极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而《大波》又修改于建国以后，与之前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完全不同，力图将政治、军事、社会、风俗等等熔于一炉，这明显又是受到了《战争与和平》的影响。李劼人虽然立足于历史小说，却力求突破中国文学的传统创作模式，开拓出一条现代化的创作模式，可以说他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现代文学开拓者。

李劼人非常注意小说的结构，他尝试着将西方经典文学的结构嫁接到中国传统文学的结构之上，得以写出了自己的鸿篇巨制——“大河小说三部曲”，使之不仅突破了传统的历史小说模式，更是探索出了这种使用现代主义艺术手法的历史小说。总地来看，大河小说三部曲有两种结构法，分别是以人带事和以事带人。前者是以两三个角色为中心，通过写他们之间的纠葛与各自的命运来展现历史和时代，即《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而后者则是以历史进程为线索，通过对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自然地引出小说的角色，向读者们展示曾经登上过历史舞台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值得一提的是，李劼人的小说中比较明显地出现了司各特式的“中间人物”，即在伟大的政治斗争中处于模棱两可地位的人物。这是非常成功的尝试，因为像黄澜生、郝达三这样中间角色的出现，不仅可以让作者直接刻画历史真人，还可以自如地从侧面间接地对历史真人进行补充说明。一方面可以借此描摹更多的社会人物，反映深广的社会面；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小说本身变得更为生动灵活。将历史真人写活，将虚构人物写真，我想这也是李劼人的高明之处了吧。

除了结构之外，李劼人在人物的塑造方面亦有着高人之处，即采用现代化的艺术手法，或者说是西方小说（尤其是法国小说）的心理分析法。在中国的传统小说中，对于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往往是非常生硬的。一般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等外在表现来反映其内心的波动，但是这样的表达一很生硬，二可表达的东西少，偏向于肤浅化。然而李劼人则开始尝试着集中笔墨去透视人物的心理活动，而且除了大段人物内心独白以外，他很善于通过极其细微的地方来表现人物的内心变化，比如一个眼神或者是一声叹气，等等。我们知道李劼人非常擅长塑造非常饱满的妇女形象，其实他早年曾经翻译过法国文学家普勒福斯特的小说，普勒福斯特本人精通心理学，尤其对妇女心理的描写可谓是细腻至极，李劼人可能是因此受他的影响，才创作除了邓幺姑、黄太太等这样比较饱满的女性角色。不光如此，著名文学理论家维科特将小说中的人物分为“扁平型”和“凸圆型”，李劼人就创作出了非常多的凸圆型的角色——立体、饱满、复杂性、有人味儿，写到了角色的灵魂深处，向读者们展示了一个个鲜活立体的形象。比如罗歪嘴这样的角色，吃喝嫖赌诈，可以说坏事做尽，但另一方面，他又讲义气重感情主持正义，不会让读者对他产生厌恶的情感。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李劼人的这一水平亦是略胜一筹。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李劼人在小说的语言方面也有着独到的建树。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李劼人用西方的绘画技巧、四川的颜料，在中国的画纸上画出了一幅有着四川风情而又波澜壮阔的画卷。李劼人在小说中用欧洲文学的表达方式来表中国传统的意境，竟也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转变主要是自《暴风雨前》开始的，因为《死水微澜》中我们最主要看到的还是白话的大众化的写法。除此以外，李劼人的间接引语的使用也非常出色，通常三言两语就能把一件事情说得清清楚楚。而在《大波》中，经常会有一个人在说话，但是给读者的感觉是两个人在对话。这种手法既节省篇幅，也加快了小说的叙事节奏，有着浓厚的现代气息。

郁达夫说：“我们所说的小说，与其说是‘中国文学最近的一种新的格式’，不如说是‘中国小说的世界化’。”所谓“中国小说的世界化”，即以中国传统文学为基础，吸取西方文学的经典技巧与手法，从而产生一种全新的创作模式。如之前几段的具体描述，善于写历史小说的李劼人就突破了历史小说的局限，从小说结构的设计、人物形象的塑造到语言艺术的运用，开拓出了一种全新的形式。因为李劼人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又曾留学海外潜心研究法国文学，故得以将中西文学的优点相结合，既脱去了中国传统的迂腐气息，也无刻意欧化的痕迹，创作出了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历史小说。可以说，李劼人亦是“中国小说世界化”的杰出典范。

当然，作为开拓的先例，李劼人的作品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暴风雨前》、《大波》这样的作品因为生活之积累不足以支持宏大的创作意图，使之读起来可能比较沉闷，显出了艺术细节的欠缺；再比如因为受法国自然主义影响，写了很多琐碎的无关紧要的东西。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是为后世研究当时的地方民俗提供了方便。毕竟在那样一个时期，整个中国文学都处于一个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的过渡期，因为历史原因导致的局限性实为在所难免。

如我的标题一样，李劼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突破者，他偏居四川一隅，却不懈耕耘，保留了极高的独立性，踏着世界的浪潮写出了富有现代主义气息的优秀历史小说作品。同时还将史诗性质与世态描写相结合，为中国的小说换上了全新的风貌，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极为光耀的一笔。今天的我们，应当看到李劼人为我国现代文学做出的杰出贡献，肯定这位伟大作家的历史地位。他已经沉寂了太久，对于这样一位杰出的突破者，希望不要再让他继续沉寂下去了。

参考资料：

《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李劼人 译林出版社 2014年9月第一版

《大波第二部书后》《大波第三部书后》 译林出版社 2014年9月第一版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一版

《长篇历史小说传统形式的突破》杨继兴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三期

《李劼人的创作在我国长篇历史小说中的地位》谢武军 《四川师院学报》1983年第二期

《论李劼人长篇三部曲的现代艺术形式》王永兵 《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第五期

《论李劼人和他的<死水微澜>》伍加仑、王锦厚 《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

《谈<李自成>的若干创作思想》姚雪垠 《文艺理论研究》 1984年第二期

《李劼人谈创作经验》李劼人 《李劼人选集》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6年第一版

《中国文学概要——小说新语》曹聚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7年第一版

《事实的运用》老舍 《老舍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年第一版

《论小说·历史小说论》郁达夫 《郁达夫文集》三联书店出版社 1982年第一版

《论历史小说》卢卡契·久尔治 《世界文论：小说的艺术——小说创作论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5年第一版

《论小说人物》福斯特 《西方经典文艺理论名著编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