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迹中原古竞技之投壶(二) 有朋自远方来,一起去投壶

寻迹中原古竞技之投壶（二）

有朋自远方来，一起去投壶

□策划文体新闻中心执行记者游晓鹏文图

畅引子

PREFACE

《史记·滑稽列传》中记录了齐国的一个上门女婿淳于髡（kūn），此人能言善辩，爱用隐语寓言讽谏饮酒无度的齐威王。公元前371年，楚国派兵侵犯齐境，淳于髡借赵国的兵吓退了楚军，威王便在后宫摆酒感谢，席间问他能喝多少酒。淳于髡卖关子说，喝一斗也行，喝一石也行。

怎么讲呢？淳于髡说，若是咱俩正襟危坐，我喝一斗便醉；“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然相睹，欢然道故”，能喝五六斗；如果是在乡间酒肆，“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喝个没完），六博投壶”，百无禁忌，饮八斗而醉；如果是“日暮酒阑，男女同席，履舄（鞋子）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能饮一石。最后，淳于髡话锋一转：所以场面越乱喝得越多，喝得越多场面越乱，“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

投壶自诞生起就是跟饮酒分不开的，在淳于髡这里，投壶的参与成了饮酒之“乱”的一方面。这种观点春秋时期的人肯定不同意，其只能说明，在战国乡间，投壶的礼数失去了约束力，能够男女同坐，握手言欢不受处罚，眉目传情不遭禁止，正是儒家所谓“礼坏乐崩”。当然，乡间是乡间的玩法，贵族圈里的投壶仍然相对严谨，不过，春秋以前的繁文缛节确实已经没了市场。南阳汉画馆的《投壶图》中只有五人，未见司射、司正，败者瘫坐一旁，胜者继续联欢，禁忌似乎并不多。

礼教淡化的“低门槛”和趣味性造就了投壶后来广泛的群众基础，秦汉以后射礼被废，投壶完全变成了宴宾娱乐，不论贵族、士大夫还是平头百姓，“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献帝春秋》中记载，袁绍是一位投壶爱好者，听闻有军叛乱仍能镇定投壶。《魏略》中，曹魏的北地太守游楚和台郎王弼都“好投壶自娱”，还相互比试。当然，两汉时期最有名的高手要数汉武帝的倡优郭舍人，他发明了一种新玩法，叫做“骁”，汉代的投壶改变了内置小豆的传统，箭可以弹出来，因此郭舍人可以将一支箭投入壶中，箭反弹出来接住再投入壶中，如此往复一百多次。《西京杂记》记载，郭舍人靠着这个绝活发家致富，“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帛”。

不过，虽然投壶越来越不受拘束，但一些文士看出了投壶在礼教方面的价值，力倡投壶古礼，并对投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人，三国时期有书法家邯郸淳，北宋则有宰相司马光。

在他们心中，投壶与射礼一样，是圣人创造出的既可“用诸乡党”、亦可“用诸邦国”的全民性活动，目的在于“纳民心于中正”，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可以治心、修身，让老百姓听话的活动。这一点也为历代统治者所看重，成为今人看起来与划拳猜枚并无本质区别的投壶，居然能流行数千年的重要原因。

司马光《投壶新格》中的部分投壶之式翻拍资料图片

远离古制，历代玩法翻新高手辈出

邯郸淳是颍川（今许昌）人，在曹魏居官，投壶水平想来不低，不然他不可能写出名作《投壶赋》。这篇文章详述了汉代投壶规则，具有史料价值，核心讲的却是仁义礼仪和恩威相兼的君臣之道，因此颇合魏文帝曹丕心意，邯郸淳因此受到奖赏。

《投壶赋》中说，当时的投壶“高三尺，盘腹修颈，饰以金银，文以雕刻”。致力于体育考古学等方面研究的中国体育史学会秘书长崔乐泉先生认为，显然这种壶已经不是最初席间用来盛酒的壶，而是精工打造的投壶专用壶。

汉代的投壶跟以前相比，除了不再往壶中装小豆，还改木矢为竹矢，以增加弹性使箭杆跃出。而一支箭往复进出的玩法，使得《礼记》中每人投四支箭的失去了意义，因此，郭舍人的“骁”式玩法被研究者称为新式玩法，近于杂耍。

其后，人们对投壶的改进并未停止。从晋朝开始，投壶的壶口两边增设了两个小耳，壶耳是与壶口并列的，箭矢也可投入其中，因此，这时候的投壶花样增加了很多，技巧也随之提高。

晋朝左光禄大夫虞潭在《投壶变》中就记载了当时许多投法，比如，投入左耳或右耳的箭，箭身斜倚在耳口形同腰间佩剑的情况，叫做“带剑”；箭身斜倚在壶口的叫做“倚竿”，投的箭“圆转于壶口”，停止后成为“倚竿”的，叫做“狼壶”；箭尾先入壶口的，叫做“倒中”，等等。而时人之所以要给投壶的各种情况起这些名字，是因为不同情况得分是不一样的，投壶归根到底还是要为“斗酒”服务的。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投壶高手。晋人孙盛在《晋阳秋》里记载，有一个叫王胡之的人，可闭上眼睛投壶，百发百中；西晋大富石崇曾在洛阳修建豪华的金谷园，他养的许多婢女都很厉害，其中一个婢女，可以隔着屏风投壶，也是百发百中。

到了宋元明时期，投壶更加普及，受到社会上下的喜爱，不仅招式增加，还出现了壶耳能转动的四耳壶。宋代著名将领岳飞，也是投壶爱好者，《宋史·岳飞传》中说他“好贤礼士，雅歌投壶，恂恂如儒生”，意思是岳飞尊重贤能礼遇士人，平时唱唱雅诗，玩玩投壶游戏，谦逊谨慎得像个读书人。

司马光改革，投壶再回古礼怀抱

在《岳飞传》中，投壶已经没有淳于髡口中那么不堪，是

典型的文人雅士之好，这是为何呢？

从汉代起，投壶的新旧两种玩法应该是并行的。贵族文士重视投壶过程中所蕴含的礼仪文化，民间看重的则是竞技和斗酒的乐趣，投壶可谓雅俗共赏，贵族和平民各取所需，男女杂坐投壶行酒是市井玩法，雅歌投壶则是士大夫玩法，一俗一雅，并行不悖。

这种局面，在宋之前倒也相安无事，顶多有些文人表达一下对投壶古礼的推崇，比如邯郸淳，又比如在河南长大、曾做过温县令的西晋文学家傅玄，他曾作《投壶赋序》，盛赞投壶“矫懈而正心也”，却并未流露对民间玩法的不屑。

但到了宋代，饱受理学熏陶的文人们坐不住了。他们认为投壶原本是一项高雅的礼节性游戏，如今却沦为市井

游戏，有悖古礼的发展，因此纷纷著书立说，提倡恢复投壶

古礼。其中，喊得最响、影响最大的就是司马光。

司马光本身也爱好投壶，并且很有研究。他认为，当时流行的投壶玩法不合礼制，多为奇巧侥幸的投法，也就是蒙着投的。所以他对投壶进行了改革，写出《投壶新格》。此书对既往的投壶活动进行了总结，同时点出，投壶虽然是一种休闲活动，但也是圣人用来教育人们修身治心的“礼”，可以“养志游神”，也可以“合朋友之和”“，饰宾主之欢”。

最重要的是，司马光自己罗列了一套规矩，对投壶的礼节、用具、规则重新做了规定。比如，第一箭投入壶中，叫做“有初”，得分计为十算；第一箭投入壶耳，叫做“贯耳”，也作十算；“倚竿”，以及箭尾先入壶中的“倒中”，以前是算分的，司马光认为这是瞎蒙，不合礼仪，所以不给算。

时消亡，鲁迅曾对章太炎参加投壶不满

司马光的新规，在投壶界的影响力不亚于《资治通

鉴》，得到了当时士大夫的推崇，一直为后代所遵循，投壶也更加兴盛。及至明清，投壶虽然在民间又曾出现过令人叫绝的新花样，有140多种投法，比如被称为“仙人指剑”的背投，以及明代高手苏乐壶的招牌动作“三箭齐发分中三孔”，但都是只作观赏，并不能入宫廷贵族宴乐活动的主流。

宫里的投壶还是很严肃的，今天北京中山公园内有“投壶亭”，是明清两代帝王投壶演礼的地方。宫廷画师濮阳人商喜所作《宣宗行乐图》，其中就有明宣宗朱瞻基投壶的场面。仔细观察，皇室所玩的并非四耳壶，而是司马光所倡的双耳壶。壶中已中三根红箭，朱瞻基手握第四支红箭蓄势

待投，旁人所投的三支蓝箭全部未中，掉在地上。参照司马

光的标准，除了一根“倚竿”不算分，另两箭分中口耳，朱瞻基最后一投即便不中也已大胜，如果不是画师刻意拍马，足见朱瞻基投壶水平相当了得。

投壶直到清代仍十分风行，时期社会剧变，孔家店倒塌，投壶因为浸淫封建礼制而突然销声匿迹。其间，尊孔复礼之风曾起，四省联军司令孙传芳在南京提倡投壶，拉拢一些知名学者参加。然而，此时投壶已成了封建礼教的象征，鲁迅就对章太炎参加投壶很不满意。而这一次，也成了投壶在历史大舞台上的最后一次“抛头露面”。

（全文完，本系列文章感谢大河书局方清刚先生、河南博物院宋华女士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