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元明清诗词曲

三 元明清诗词曲

元代的诗歌创作以元曲为主，诗词虽不引人注目，其实也卓然可观，兹一并介绍于后：王的散曲越调《小桃红·平湖乐》写出了游子思乡之情。倡“一祖三宗”之说的方回七绝清新洒脱，如《舟行青溪道中入歙》等即是。白朴为元曲四大家之一。其散曲双调《沉醉东风·渔父》、双调《驻马听·吹》皆为曲中力作。

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首，他还是元杂剧的奠基人。是世界知名的戏剧家。散曲也横放杰出，排比极有气势。其套曲《南吕一枝花》结尾用通俗的语言表现出对时代的叛逆精神。他的《窦娥冤》是悲剧代表作。其第三折开头的《正宫端正好》、《滚绣球》是对封建社会的血泪控诉，人民性、艺术性极强，极具震撼力。

马致远，元曲四大家之一，也是重要的杂剧作家。其《端正好·上高监司》表达了怀才不遇的愤懑，《清江引·野兴》、《寿阳曲》、《双调行香子》则是他林泉生活的写照。其《天净沙·秋思》更是千古名篇，《寿阳曲·潇湘夜雨》则是《天净沙》的姊妹篇。郑光祖也是元曲四大家之一，人称他的曲辞“出语不凡，临风而生珠玉”。

卢挚的散曲粗放质朴，如《折桂令·乐隐》。仇远的诗风格清俊。如七律《湖上值雨》、《读陈去非集》等。刘因的七绝《书事》是一首说理诗力作。王和卿人称王和卿学士，一曲《仙吕醉中天·咏大蝴蝶》鞭挞了的丑行。赵孟既是著名书画家，也是著名的诗人和散曲家。他的散曲《仙吕后庭花》声情并茂。冯子振的《中吕红绣鞋·题小山苏堤渔唱》如人在画中行。王实甫的《西厢记》脍炙人口，其第三折崔莺莺唱词《正宫·端正好》虽从范仲淹《渔家傲》改写而来，却另有情韵，千古流传。

再后来，是萨都剌与“元诗四大家”。萨都剌的歌行、古风、律诗、绝句均有特色，尤

以长短句著称。七绝《夜过白马湖》笔调轻快。《满江红·金陵怀古》系概括刘禹锡《金陵五题》而成，《百字令·登石头城》系概括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而成，均为改作中之神品。“元诗四大家”中，杨载的七律《湖上》，范椁的七绝《过三合驿》，虞集的七绝《听雨》、《风入松·寄柯敬仲》，揭溪斯的七律《忆昨》、五绝《寒夜作》均可读。

稍后，有睢景臣的《般涉调》套曲之《哨遍·高祖还乡》极具讽刺意味。张养浩中吕《山坡羊·述怀》、《山坡羊·潼关怀古》能触及封建社会的本质，有历史的凝重感。张可久的双调《殿前欢·次酸斋》、黄钟《人月圆·秋日湖上》清新淡雅，其词《人月圆》有沉郁顿挫之韵味。《中原音韵》的作者周德清亦工散曲，如正宫《塞鸿秋·浔阳即景》、双调《折桂令·送客之武昌》均为人称道。《录鬼簿》的作者钟嗣成是著名戏剧史家，其散曲正宫《醉太平》亦可读。

元后期散曲讲究声律，追求工巧，书卷气重。如乔吉的正宫《绿幺遍·自述》、中吕《满庭芳·渔父词》之四等。“曲中白居易”刘致的咏物散曲双调《折桂令·疏斋同赋木犀》，近于清新的小词。维吾尔诗人贯云石的散曲双调《寿阳曲》之二、七律《芦花》等皆景中有情，饶有余韵。元末的画家王冕愤世嫉俗，他的七绝《梅花》、《墨梅》有世无知己之叹。元末诗人杨维桢的诗歌人称“铁崖体”，他的乐府诗《庐山瀑布谣》汪洋恣肆，七绝《张士诚席上作》有忧国忧民之情怀。汪元亨的散曲正宫《醉太平·警世》也清高峻拔、不同凡响。

“明初五诗派”较有诗名。吴诗派力作有高启的七言诗《养蚕词》、张羽的七绝《题陶处士像》、徐贲的七绝《咏芙蓉送朱仲垣归越》，杨基的七律《闻邻船吹笛》等；越诗派力作有刘基的《绝句》、七律《次韵和孟伯真感兴》等；闽诗派力作有林鸿的七绝《居金陵寄红桥》、高棅的七律《得郑二宣海南手札》、王偁七绝《左江录示友人》等；岭南诗派力作有孙蕡的七绝《秋闺思》、《阙门书所见》等；江右诗派力作有刘崧的七绝《苍石峡中见道人庵居隔水山花盛开》、《寒夜》等皆可一读。

明永乐以来，因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位台阁而得名的“台阁体”点缀升平，风行一时，并无佳作。而于谦虽得三台阁的提携，诗歌却不同于台阁体。他的七绝《石灰吟》便是他人格的写照。此时，明宣宗的七绝《冬景》构思独特，值得一读。

茶陵诗派是由“台阁体”向明代前七子过渡的一个诗歌流派。代表人物是李东阳。他的七律《游岳麓寺》等诗意境鲜明。

前七子稍晚于茶陵诗派。他们全盘否定宋诗，主张模拟唐代诗人。其中，李梦阳的七绝《经行塞上》、七律《秋望》、五绝《开先寺》、何景明的《秋日杂兴》，徐祯卿的七律《送盛斯微赴长沙》，边贡的七绝《送顾侍御出守马湖》，康海的七绝《读〈中山狼传〉诗》、杂剧片断《雁儿落带过得胜令》，王九思的七律《春兴》、散曲《驻马听》，王廷相的《巴人竹枝词》值得一读。

此时，又有“吴中四才子”，即唐寅、文征明、祝允明、徐祯卿四人。唐寅的七绝《题画》、悼亡诗《绮疏遗恨》、南曲《黄莺儿·闺思》；文征明的七绝《题画》；祝允明的七绝《长途》都是诗中有画、意境优美。而高邮文士王磐的散曲《朝天子·咏喇叭》则能切中时弊，讽刺宦官丑态生动传神淋漓尽致。

在前七子和后七子之间，还有几位诗坛独行客。王阳明是一位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他的诗歌深沉含蓄，给人以启迪，如《书庭蕉》、《龙潭夜坐》等。杨慎是一位诗词研究家，他的七律《昆明望海》、词作《驻马听》声情并茂。他的夫人黄峨写的《寄外》也典雅而深沉。李开先亦有诗词研究专著行世，他的七绝《雪霁夜寒》、散曲《傍妆台》别有情致。徐渭虽然精神偏执，但诗风粗犷奇崛。他的七言古风《四张歌》汪洋恣肆，七绝《凯歌二首赠参将戚公》讴歌了抗倭将士喋血沙场的英勇业绩。

十六世纪初，“后七子”、“末五子”们强调“诗必盛唐”。他们的立论并不足取，但“后七子”中坚人物李攀龙的七律《送皇甫别驾往开州》、《赵州道中忆殿卿》、《杪秋登太华山绝顶》、小令《长相思》等篇章尚能产生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另一中坚人物王世贞是一位戏曲理论家，他的七律《忆昔》、《姚匡叔以道术为诸王上客，携其书来访绻绻七子之盛，感而有赠》、七绝《题溪山深隐图》也很有特色。“后七子”其他的作品如谢

的七绝《怨

歌行》、梁有誉的《燕京感怀》也动人心魄。吴国伦的五律《高州杂咏》、宗臣的五律《长庚，纯一，舜隆既别忆之》，徐中行的七律《盘江驿阻雨寄门人汪维》均可一读。“末五子”为胡应麟、屠隆等人，诗名不著，而于诗词研究倒有较深的造诣。

此时，不在“后七子”、“末五子”之列的还有归有光、王慎中、张居正等人，皆有上乘诗作，如归的七绝《初发白河》、王的《凉州词》、张的乐府古题《塞下曲》均有诗名。抗倭名将戚继光作诗豪气干云，如《登舍身台》、《登盘山绝顶》等反映了艰苦卓绝的军旅生活。散曲家薛论道亦能诗，他的《山坡羊·吊战场》、《水仙子·愤世》均有才情。

在“后七子”与“三袁”之间，有明代后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李贽。他作诗提倡“真情实感”，主张“童心说”。他的《答袁石公》、《望海》、《书能误人》皆别具一格。“三袁”继承了李贽的文学思想，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诗风。如袁宗道的《携樽江上》、袁宏道的《竹枝词》、七律《感事》，袁中道的《雪中望诸山》均给人以清新之感。

戏剧家汤显祖所作剧曲唱词非常优美，如《牡丹亭·惊梦》中的杜丽娘唱词《皇罗袍》、《好姐姐》韵味缭绕，雅俗共赏。北曲家星的《锁南枝带过罗江怨·丁未苦雨》很能反映人民疾苦。此时，又有“竟陵诗派”、“嘉定四先生”，他们的作品前者如钟惺的《江行徘体》、谭元春的五律《瓶梅》，后者如程嘉燧的七绝《登楼》、李流芳的七绝《送汪伯超游白门因忆旧游》等值得一提。此外，曹学的五律《过木渎》、邝露的五言诗《洞庭酒楼》、黄淳耀的七绝《田家》、七律《野人》、张煌言的七律《追往八首》也都有深沉高古的意蕴。

明末的诗社“复社”和“几社”又是政治团体，顺治九年被取缔。“复社”的创立者张溥的杂言诗《孟门行》细腻而有余韵。“几社”的陈子龙是一位抗清志士，他的七绝《渡易水》、七律《钱塘东望》、词作《山花子·春恨》皆沉郁顿挫。“几社”的青年志士夏完淳所作五律《别云间》表现了义无返顾的斗争精神。此外，李雯的《月中行·采莲》、《浪淘沙·杨花》等均可读。

“岭南三大家”中，屈大均的《虞美人》、《长亭怨·与李天生冬夜宿雁门关作》有再请长缨重整山河的英雄气概。陈恭尹的《虎丘题壁》有英雄末路的悲凉，名倾当时。梁佩兰后来又仕清，与其他一些诗人又并称“岭南七子”，可算作明末清初诗人。

明末清初的遗民诗思想性文学性都比较强。陈忱与顾炎武、归庄等人还曾组织“惊隐诗社”。归庄的七律《和锡山友人无家诗次韵二首》，顾炎武的七绝《古北口》、七律《又酬傅处士次韵》都高亢有力；黄宗羲的七绝《感旧》、《山居杂吟》表明了矢志不逾的心迹；王夫之在诗歌批评史上有重要地位，自己的创作中词的成就也较高，如《更漏子·本意》、《绮罗香》等篇。再如冒襄的《咏秋柳》诗、阎尔梅的《重过州有感》、方以智的五律《看月》杜濬的乐府古题《关山月》、吴嘉纪的乐府体诗《过兵行》等都有亡国之痛。

“江左三大家”是指清初诗人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三人。钱谦益的操守多为时人所诟，却因学问主盟清初诗坛五十余年，对明诗研究有不小的贡献。他的七绝《无花》、《西湖杂感》、七律《金陵秋兴之一次草堂韵》等文笔优美。他的如夫人柳如是的七律《次韵永兴寺看绿萼梅作》、《春日我闻室作》流连光景，词句妍丽。吴伟业工诗，善词曲，如《自叹》、《过淮阴有感》、《贺新郎·病中有感》，讽刺吴三桂的长诗《圆圆曲》、《生查子·旅思》等都是佳作。龚鼎孳的七绝《上巳将过金陵》亦为上品。

“西泠十子”诗人群体中，《填词杂说》的作者沈谦名气较响，其《六州歌头·凤凰山吊

南宋行宫》为伤今悼古之作。陆圻的七绝《河渚春行》亦有才情。与“十子”同时的宋徽舆的《忆秦娥·杨花》、女诗人方维仪的五律《旅夜闻寇》也各有特色。

顺治年间，有柴静仪等七位女诗人结社吟诗，人称“蕉园七子”。柴静仪的《勖用济》等七言古风尚佳。此时的“南施北宋”则比“蕉园七子”有名气。如南方施润章的七言古风《牧童谣》、《钱塘观潮》、七绝《临江杂咏》思想性、艺术性都很强，北方宋琬的《寄怀施愚山少参》、七绝《渡黄河》、词作《破阵子·吴山道中》也都是佳作。

清初三派词，一是陈维崧的阳羡派。陈的词多气魄雄浑，以感叹身世为主。如《好事近》、《醉落魄·咏鹰》、《夜游宫·秋怀》等。阳羡派词名作还有曹贞吉的《满庭芳·和人潼关》等。二是朱彝尊、曹溶开创的浙西词派。朱与王士祯又称“南北二宗”，还与李良年、沈登岸诸人被称为“浙西六子”。他长于诗词，尤其工词，风格清丽雅致，向为人所推重。他的七言《马草行》、词作《卖花声·雨花台》、《解

令·自题词集》、《长亭怨慢·雁》都是力作。

曹溶的《薄悻·题壁》、李良年的《柳梢青·怀友人》亦富韵味。三是纳兰性德的南唐派。纳兰性德本人很重视词的文学地位，刻意学习李后主的词风，他的杂言古风《填词》、七绝《秣陵怀古》别开生面，他的词《蝶恋花》、《南乡子·为亡妇题照》、《金缕曲·赠梁汾》、《临江仙·寒柳》确有李后主之神韵。和南唐派接近的作品有毛奇龄的七绝《赠柳生》、《南柯子》，彭孙遹的《柳梢青·感事》、《生查子·旅夜》等。顾贞观为纳兰性德挚友，但作词不同于南唐派。他的《金缕曲》另是一路。此外吴兆骞的七律《黑林》揭露了沙俄想吞并我国领土的野心，充满爱国情怀。

康熙前期的王士祯，很有诗名。他与朱彝尊并称“南北二宗”，又与纳兰性德词风相近。他还创立了“秋柳诗社”，首倡“神韵说”强调“兴会神到”，追求“得意忘言”。他的《秋柳》、《真州绝句》、、词作《浣溪沙》清新洒脱。赵执信是王士祯甥婿，但很不以乃舅诗说为然，坚决反对“神韵说”。他自己作诗能自抒怀抱，气势豪放。他的七绝《虎丘暮归小舟

口号》、七言古风《氓入城行》都是如此。

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能以国计民生为念，其七律《览淮黄成》就能体现这一点。得“南洪北孔”之誉的戏剧家，“南洪”之洪升的五律《京东杂感》、杂剧《长生殿》开场的《满江红》值得一读。“北孔”之孔尚任为孔子后裔，擅长杂剧。他的《桃花扇》第二十四出《骂筵》曲辞痛快淋漓，七律《别黄文岩》也是离别佳作。

康熙朝的查慎行是宋诗派，他的五绝《舟夜书所见》、七律《秦邮道中即目》是可贵的篇章。宋诗派中宋荦的七律《数月来闻汪钝翁、王勤中、悍正叔、刘山尉相继谢世洒泪赋此》感情真挚。

生活在康熙到雍、乾时期的沈德潜偏袒前、后七子，倡“格调说”。而其五绝《晚秋杂兴》、七律《江村》尚佳。此时的厉鹗，既是绵延百余年的浙西词派的重要的中兴词家，又是宋诗派后期的重要诗人。其七言古风《晚过梁溪有感》，七绝《归舟江行望燕子矶作》一唱三叹、回环往复；他的词如《百字令》等咏物怀古幽香冷艳。郑燮为“扬州八怪”之一，是道情圣手。他的道情源自散曲，如“老渔翁”等篇雅俗共赏；他的绝句如《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题竹画石》等意味深长。与郑燮同庚的徐大椿，《洄溪道情》中的《时文叹》，思想性很强，指斥科举弊端痛快淋漓。

乾隆帝自诩诗翁，一生作闲适诗近四万二千首，多为滥产，如《清江浦》之类。大体生活在乾隆时代的诗人主要是袁枚及其“随园弟子”和“江右三大家”。袁枚著《随园诗话》，首创“性灵说”，主盟诗坛达五十年，与蒋士铨、赵翼又并称“江右三大家”。袁枚描绘官场丑态的五古《府中趋》动作、神态、心理活动写得惟妙惟肖，另有七绝《马嵬》、《二月》均称佳作。他还有二十四首《遣兴》，主要谈论作诗要旨。其五律《刀》构思角度也很新颖。他的随园弟子很多，且有不少女弟子，如被称为他“闺中三大知己”之一的席佩兰，给他

的赠诗即有袁氏神韵。

蒋士铨诗多取材于平常生活，但情辞感人。如其五律《岁暮到家》、《水调歌头·舟次感成》等即如此。赵翼的诗喜发议论，如其五古《后园居诗》、七绝《论诗》等。此时，还有黄景仁的七绝《别老母》、七律《都门秋思》，洪亮吉的五律《岁歉篇》、七言长诗《松树塘万松歌》，纪晓岚的七绝《富春至严陵山水甚佳》亦可读。

略晚于江右三大家的翁方纲提出了“肌理说”的论诗主张。于诗虽非至论，也成一家之言。他的五律《望罗浮》、七绝《建昌县道中》为肌理诗代表作。

浙西词派的晚期词作中，吴翌凤的《桂枝香》、沈雄的《金明池·秣陵怀古》较有名气。浙西词派末流又有严元照，其《定风波·拟六一词》亦可读。乾嘉诗人中，张惠言是常州词派的创始者。他强调比兴寄托、温柔含蓄，对浙西词派颇有微词，其代表作《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风流子·出关见挑花》雄浑沉郁。此外，左辅的《南浦·夜寻琵琶亭》，张惠言之弟张琦的《南浦》也文笔简练、意境深美。周济是常州词派的重要词论家，著有《介存斋论词杂著》等词学专著，他的《满庭芳·梨花》、《蝶恋花》很有才情。

张问陶是乾嘉之交的重要诗人，他作诗推重袁枚“性灵说”，其即兴诗《砚缘诗》、七绝《阳湖道中》、《怀人书屋》皆称诵一时。舒位也是乾嘉之交重要的诗人，又是北方戏剧家。他的《杨花诗》不同凡响。此时的王昙，作诗奇丽，不循常法。如五律《鄂王坟》、七律《焦山夜泊》等组句谋篇常异军突起。

从嘉庆末年到道光年间，政治、国势衰落，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序幕，中国诗歌开始注入了反帝反封建的内容。爱国将领邓廷桢，精于音韵之学，曾著《诗双声叠韵谱》，他的词《换巢鸾凤》倾诉了报国无门的无奈，他的《酷相思·寄怀少穆》表现了对国

家民族的无限关切，其《好事近》亦为上品。张维屏以三元里抗英为题材，写出了七言歌行《三元里》，是歌颂人民保家卫国、抨击投降主义的力作。抗击外侮的民族英雄林则徐诗风悲壮苍郁。他的七绝《次韵和嶰筠前辈》、口占七律《留别家人》警句迭出，表现了以国家民族为重的崇高信念。

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曾与林则徐、魏源等结宣南诗社。他的《咏史》组诗、特别是三百一十五首绝句《己亥杂诗》多有名篇，其中一首还留下了近世难解的丁香之谜。他的词如《浪淘沙·书愿》、《卜算子》则展示了他柔情似水的一面。丁香之谜的另一位主角顾春是满族女词人，她的《早春怨·春夜》含蓄的抒发了惆怅的情怀。

著名思想家魏源也是一位爱国诗人。他写出民歌体的《三湘棹歌》寄托家国之思，七律《寰海》歌颂了三元里抗英斗争其《寰海后》则抒发了忧国忧民之情。鸦片战争时，赵函的《十哀诗》凭吊在沿海抗英斗争中为国捐躯的将士，《沧海》八首控诉鸦片对人们的毒害，可算史诗。项鸿祚是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以外，自有特色的词人。他的《百字令·将游鸳湖作此留别》语意婉转，风格幽怨；《水龙吟·秋声》通篇怎一个愁字了得。

太平天国时期，义军将领虽然不以诗名，但是洪秀全的《吟剑诗》、杨秀清的《果然坚耐》、石达开的白龙洞五律仍具史料价值。这一时期，周之琦的《思佳客》、何绍基的七律《元象》、《宁羌川》步唐宋诗词之余韵，寄情山水，可算佳作。

郑珍、莫友芝为晚清宋诗派代表作家。郑的《经死哀》等展示了人间地狱般的晚清社会生活。莫的五绝《宿独树寄芙衣二首》构思独特。蒋春霖为晚清著名词人，他的词抑郁悲凉，很有工力。如《卜算子》：“燕子不曾来·”·、《台城路》等。与蒋同庚的金和，在诗歌形式上很有独创性，常以散文体日记体入诗。如《烈女行·记黄婉梨事》便是晚清批判现实主义长篇叙事诗。

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海战、到庚子赔款，国人渐醒，反帝诗歌响彻中华。如周星誉的《永遇乐·登丹凤楼怀陈忠愍公》、张景祁的《秋霁·基隆秋感》、《酹江月》、谭献的《一萼红·奚山》、《临江仙·和子珍》、李慈铭的《庚午书事二首》、王之春的杂言诗《困兽行》、陈玉树的《乙酉春杂感》、杨蕴辉的《甲申仲秋感事》、李光汉的五律《战交趾》、诗人丘逢甲的七律《天涯》、《岁暮杂感》、七绝《春怨》，许銮的七言诗《黑旗军》都能直面老大帝国的衰微，倾诉反对列强、爱国爱民的情怀。

戊戌变法前后，诗坛上也因缘时会，号召“诗界”，反对“同光体”为代表的拟古主义诗风，夏曾佑会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人率先提出了“诗界”的口号。长期担任外交官的黄遵宪则是诗界的积极提倡者和推动者。他是认真探索诗歌革新的一位杰出的近代诗人。他在其《〈人境庐诗草〉自序》中系统的阐述了诗界的主张。他的诗歌更努力实践这一主张。如他的《冯将军歌》、《东沟行》、《哀旅顺》、《行》、《感怀》、《海行杂感》明白如话、通俗易懂，具有深刻的时代性和人民性。

这一时期，进步诗歌不胜枚举，如近代翻译家、启蒙思想家严复的《戊戌八月感事》，文廷式的《鹧鸪天》、《永遇乐·秋草》,王鹏运的《点绛唇·饯春》、《浪淘沙·自题〈庚子秋词〉后》，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后所作《出都留别诸公五首》、亡命海外后的七绝《闻意索三门湾，以兵轮三艘迫浙江，有感》，刘光第的七律《梦中》，谭嗣同的七绝《有感一章》、《题宋徽宗画鹰》、就义前的《狱中题壁》，梁启超的的七绝《太平洋遇雨》、《爱国歌》、《金缕曲》、《竹枝词十首》，林旭的七律《无题》、七绝《虎丘道上》，唐才常的七律《戊戌八月感事》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变法维新运动，描绘了波澜壮阔的反帝斗争。

同治、光绪年间的同光体诗歌流派，从诗歌史上看，是江西诗派、三袁、宋诗派的末流。这一派诗人多为大学问家，容易拘泥于古诗樊篱。同光体诗人陈衍还是一位诗歌评论家，他的《冬述四首示子培》介绍了同光体的由来和自己的论诗主张。此外，同光体

诗作如陈三立的《壬寅长至抵靖庐谒墓》、五绝《十一月十四夜发南昌月江舟行》、沈曾植的《西湖杂诗》、陈宝琛的七绝《大悲寺秋海棠》、郑文焯的《玉楼春》、王运的长诗《圆明园词》、易顺鼎的七绝《夜坐》等也都字正腔圆，但大多数游离于时代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