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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崔莺莺境遇的变化及其社会文化意义

来源:图艺博知识网
第17卷第4期2011年7月工会论坛

TradeUnions'TribuneVol.17No.4Jul.2011

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

崔莺莺境遇的变化及其社会文化意义

朱长英

(山东经济学院文学与艺术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摘

要]在经唐历金到元代西厢故事的演变中,崔莺莺的境遇不断发生着变化:从被抛弃而无怨言到大胆私奔终致团

“有情人终成眷属”,再到主动追求由此导致崔莺莺这一形象发生了性的改变。探究莺莺境遇变化背后的社会文化意圆,

《西厢记》义,对的解读有着重要价值。

[关键词]崔莺莺;境遇;社会文化意义

[I206[A[1008—6153(2011)04—0163—02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作者简介]朱长英(1975-),山东德州人,山东经济学院文学与艺术学院讲师,山东师范大学在读博士。

千百年来,西厢故事在戏剧舞台上搬演不绝,几乎遍涉了戏曲的主要剧种,元末明初贾仲明就有“西厢记天下夺魁”的评价。西厢故事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其主要人物崔莺莺的境遇随着西厢故事的流传变化也有着阶段性的不同。

《莺莺传》唐元稹的传奇是故事的源头:张生寓居山西普救寺,有崔氏妇携女儿莺莺回长安途中,亦居于此。遇兵乱,得张生保护,崔氏免于难。崔氏感恩设宴,张生得见颜色艳异的莺莺并动情,私下通过婢女红娘幽会莺莺,得以西厢欢会。后张生赴京应试,另娶高门女,将莺莺抛弃,且诬蔑莺莺是“尤,物”而莺莺对张生的“始乱终弃”却没有任何的反:“始乱之,抗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没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时人也和莺莺一样无动于衷,誉“善补过”张生是者。此时崔莺莺只是一个无条件接受一切人生变故的逆来顺受的弱女子。

莺莺境遇得以改变是在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同样是相遇普救寺,诸宫调》同样是一见钟情,但情节更为丰富紧张:崔母毁约之后,莺莺开始了一定程度的反抗,并在红娘帮助下与张生私下幽会;张生科举中了榜眼,与莺莺有婚约在先的郑恒出现,崔母悔婚,无望之中莺莺与张生私奔而最终团圆。很显,《董西厢》然中的莺莺境遇有了非常大的改变:由普通的富家之女变成了相国千金,从待字闺中变成表兄郑恒的未婚妻;更为重要的是,她从一个消极屈从的女性成为一个主动追求爱情的人物,结局从被

抛弃走向了大胆私奔终获爱情成功。

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是崔张故事的巅峰,莺莺境遇再一次发生了变化:与张生一见钟情的,莺莺做道场时已经不再对张生“不睬”而是直接眉目传情;在崔母宴请张生时,莺莺变原来推辞为“扶;赖婚之后,崔母派红娘探望张生这病也索走一遭”

一情节变为莺莺派红娘前去探望;在西厢欢会被崔母得知逼迫张生参加科举时,莺莺发出了“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的控诉,这种痛骂功名、礼教的声音在《王西厢》里不止一次地响起。《董西厢》,比之莺莺身上少了些身份教养带给她的软弱,在一开始便露出叛逆的棱角,在“礼”与“情”,“情”的较量中一次次地占了上风,而最终迎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

《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拥有令人艳羡的容貌,但她却性格懦弱、屈从于命运,被抛弃后毫无反抗地委身于人。这种境遇和性格要从当时的社会文化入手分析:唐统治者科举取士尤以进士科地位最高,一旦进士及第便会有“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风光与荣耀。在这特殊时刻,很多高门望族就会把目光投向这些进士及第的士子,以他们为嫁女对象。与高门望族的联姻无疑又会增加士子平步青云的砝码,强强联合的梦想符合望族与进士及第者共同的需求。甚至于那些在及第前已经有婚姻的士子为此不惜冒重婚罪。这种社会现象的深刻原因在于东汉时期就有的门阀制度和等级观念,经历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魏晋时期,到了隋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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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长英:中国当代文艺作品中崔莺莺境遇的变化及其社会文化意义

两代虽然门阀制度渐次没落,但崇尚门第的风气依

表现在婚姻方面就是“门当户对”观念。士然延续,

大夫阶层之间互为婚姻,以礼法家教自命清高,骨子

里的门第观念也发展到一个极端。在这种婚宦矛盾莺莺这样的小家碧玉,没有累世名激烈的背景之下,

望的家谱做支撑,爱情在门第面前也就变得不名一文,莺莺自然成了爱情的牺牲品;张生这样无显赫家世的科举士子,在婚宦的矛盾碰撞中为了仕途而选“始乱终弃”择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所以在《莺莺传》产生的唐代,读者不会去谴责张生,作者更是为他百般辩护。陈寅恪先生“舍弃寒门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正当行为也”的断语正中肯綮。《董西厢》中的崔莺莺已由富家之女变成了相国千金,从待字闺中变成表兄郑恒的未婚妻;更为重她从一个消极忍让的形象成为一个主动追要的是,

结局从被抛弃走向了求爱情又具反抗性格的人物,

大胆私奔直至追求爱情成功。这种境遇的改变也不

是偶然的。从大处说,爱情成功的大结局更加吻合中华民族趋向大团圆的审美心理,按照鲁迅先生经典的悲喜剧定义,这种喜剧结尾是以无价值的礼教“被撕毁”的取代了之前美好爱情的毁灭,在戏剧演出的实践层面看来,戏剧的受众在心理上更容易于中得到平复和满足。此外,这一改造还有着文体转换的内因:传奇是高雅文学,相应地阅读者审美和知识水平都很高,他们更能够从作者的立场来领会文本的创作意图;诸宫调以及元杂剧都是戏剧文学,其受众是广大的市民阶层,他们观赏戏剧主要是为了消遣娱乐,其感触更多的出于一己的喜怒哀乐,而非去迎合创作者的初衷。于是适应这一文体特征以及市民阶层不断扩大的社会现实,崔莺莺的故事变悲剧为喜剧,满足了市民阶层的世俗化心理和情感诉求。

到了元代,城市经济发展,市民阶层越来越壮大,话本小说和杂剧等喜闻乐见的市民文学样式日,《王西厢》《董西厢》益发展在的基础上做了更深入的改进,故事情节更加曲折,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生动。在莺莺更具反抗性和叛逆性的性格表现上,王实甫加进了很多戏剧冲突,其改进的效果体现为观赏者更加投入而津津乐道:莺莺的假意让他们忍俊不禁,莺莺的爱情追求又让他们充满期望。除了文体发展的创新因素外,还有更加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马上得天下的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尚需一个过程,此间,中原文化出现松弛现象,程朱理学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长期以来的封建礼教磐1

下层人民和青年男女蔑视甚至悖离礼石随之松动,

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的教的行动也越来越多;另外,

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情趣都在影响尊重个人感情乃至欲望,开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那些剧作家们更始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

是把满足市民阶层的情感诉求作为自己自觉的追

求。所以元代以爱情为题材的杂剧才会如此地蔚为壮观,它们强调“情”的自主性,对封建礼教以猛烈的抨击:关汉卿《拜月亭》提出“愿天下心厮爱的夫,《墙头马上》妇永无别离”白朴提出“愿普天下姻缘

,皆完聚”王实甫一句振聋发聩的“有情人终成眷“重情”属”更旗帜鲜明地把潮流推向了高潮。以莺

,“情”莺为例,她对张生一见钟情一发不可收拾,在明知道张生这个陌生男子在场红娘催促着离开的时

候,她临去还接着赏花的当儿给了张生深情的一瞥,这一舞台动作叵耐寻味:封建家长的教育让她不得不退,情感的爆发又让她难以割舍。莺莺的性格和心理就在这种退与进的矛盾中不断发展。当她终于

,“进”冲破重重阻隔自荐枕席时成了主旋律,爱情以冲决一切的力量占了上风。王实甫对真挚的爱情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纯洁无邪的本真无需涂上“合”、“报恩”,礼保护色,只要男女彼此间“有情”就应该白首相携;而一切阻挠有情人成为眷属的行为、制度都应受到鞭挞,这是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胆挑战,唱出了一个时代的心声。

、崔莺莺的故事经历了唐传奇《莺莺传》金《西

、厢记诸宫调》元杂剧《西厢记》三个重要阶段而臻崔莺莺的境遇不断发生着于成熟。在这一过程中,

变化:从被抛弃而无怨言到大胆私奔终致团圆,再到“有情人终成眷属”,主动追求而崔莺莺形象发生了性的改变;另一方面,有关莺莺故事的文学样式也在发生着变化:从最初的文言小说到诸宫调再到元杂剧,从数千字的篇幅一展而为约六万字的鸿篇巨制,从文言小说到喜闻乐见的戏剧演出形式,变化可谓大矣。不管是境遇的变化还是文学样式的演变,无疑都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社会的发展演进和民族乃至于不同文化的变迁融合过程在起着巨大的作用。

由此可见,文学创作题材内容的发展演变离不开文学形式的不断创新,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受盛唐诗风和重视门阀功名的社会风气浸染而呈现出诗人气的唐传奇,以高雅的笔调津津乐道于士子们曾经的风流韵事,在这种时(下转第1页)

孙静:从非组织对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谈结社自由的限度

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者,会在人力、资源、资金以及活动的领域和范围的划分上同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不仅对NGOs与双方会产生不利影响,而

随且对所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是不利的。例如,它们同以及其他着NGOs的扩展和数量增多,

社会组织在争夺人力资源和资金方面的冲突也会加

剧。NGOs的发展以及它们的较高薪水,将会把素质较好的吸引过来,也可使在NGOs的发展项目方面投入较多的时间。这样对本身的工作可能会产生消极影响。在一个社会极其需要提供更为有效的公共服务的时候,却离开加入NGOs,会削弱的服务能力,瓦解从事发展活动的能力。其次,在发展中国家,虽然大多数NGOs都是致

但也有一些NGOs是从事政力于社会经济发展的,

如活动。对这种冲突如果治色彩浓厚的活动,

处理不当,就会影响到社会稳定。

NGOs的扩大还会导致权力集中的问题。最后,

“由结社导致的多数人的从一定程度上看是比国家的更为可怕的。因为它有着较为广泛的认同基础和较强的动员能力,有着更为丰富的合法性资源。由于它可能或可以调动人们特别是”国某个集团的狂热,因而就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极少有际著名理论家汉弗莱精辟地论述到

[8]

绝对的,即使是最基本的自由,在特定情况下也

——也就是公共秩序和大众利益—可能因道德规范、

”规定的结社会或国家的利益而受到。

社自由永远只能是相对的并受到的自由。因而同时也要对结社结社自由必须有一定的限度,

自由权利的行使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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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友才)

[9]

(上接第1页)风之下元稹的《莺莺传》才有了对

“善补过”文人薄行的评价和价值取向;诸宫调本是北方民族乐舞和讲唱文学结合中原的诗词艺术和舞

台表演而产生的新的文艺形式,这种文化融合的因素和市民阶层正在崛起的背景在《董西厢》中体现为相对自由的婚姻观念对礼教的冲击;元杂剧是在,“诗庄,市民阶层不断壮大的背景下产生的词媚,

,曲俗”作为俗化的文学样式,在内容上体现为对市,《王西厢》民阶层价值取向的关注彰显男女之“情”而鞭挞封建之“礼”的主题恰恰迎合着市民阶层重视自身情感和欲望的这一社会新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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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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